关爱的代价


译者:YadiZ 原文地址:newyorker.com

艾玛发现自己在菲律宾的白领工作根本无法赚够钱送孩子们上大学,于是她来到纽约,成了一名保姆。摄影:《纽约客》特邀摄影师JEHAD NGA

艾玛还是个菲律宾圣伊西德罗学院的大一学生时,她在学校登记处的布告栏上看到自己的名字出现在一张“兑现名单”上。这份名单列出了15名学费没交齐的学生,他们所欠的金额、逾期时间和学生姓名一起罗列了出来。艾玛和六个闺蜜组成了一个叫作“发卷儿”的小团体,团体名称来自于七位女孩名字首字母的组合。现在艾玛和“发卷儿”的另外三位女生一起看到自己的债务被公布于众,她们非常震惊。“发卷儿”一起用笔划掉了自己的名字。不到一个小时,学校的教导员叫艾玛和她的朋友一起去谈话。“我们这么做只是因为我们觉得很耻辱!”艾玛坦白道。

艾玛在农场长大,她有十一个兄弟姐妹。她白天在学校的图书馆打工,晚上上课,以此来支付自己的债务。她的工作给她带来一个好处——上课要用的教科书只要一到图书馆她就能抢先阅读。没有几个学生买得起教科书,往往多达六个学生挤在图书馆的桌子前共用一本教科书。虽然艾玛的专业是会计,但她自认为最擅长的是阅读。在英语选修课上,各种倒叙和扩喻让她的同学摸不着头脑,但是艾玛可以读懂美国小说的各种情节。在工作的休息时间,她会在图书馆忘我地阅读,读到女主角被强暴或者冤屈入狱,她会喊出来:“天呐!上帝啊!”艾玛的同学无法理解为什么她的反应这么夸张,艾玛会催促他们:“读读这个故事啊!”

在学习礼仪和卫生的人格发展课上,授课老师十分认可艾玛的阅读和写作能力,她请艾玛做自己的助理。老师发现艾玛非常自信,很受欢迎,于是开玩笑说一年以内艾玛一定会结婚。对于十七岁的艾玛来说,这个玩笑冒犯了她。踌躇满志的艾玛无法让自己做一个家庭主妇。但是艾玛很喜欢她男朋友的陪伴——英俊的同学艾德蒙让发卷儿的其他成员很妒忌。“我那时没想到婚姻,”艾玛说:“对我来说只是:哦,下雨天会有人给我送伞;周六会有人陪我看电影。”不到一年,艾玛怀孕了。她的老师说:“记得我怎么和你说的吗?”艾玛有点怀疑老师的预测是不是一种诅咒。

艾玛嫁给了艾德蒙,生完孩子两周以后就回到了学校。女儿的个头吓到了艾玛,她原先以为婴儿不过一个塑料瓶子的大小。她和艾德蒙搬到了布基农省会马来巴来的一间两居室的房子,屋顶是棕榈叶做的草棚,布基农是一个内陆山区的省份。艾玛每天早上给丈夫煮咖啡,承包了所有打扫和熨烫的家务。她认为自己是“比较幸运”的,因为艾德蒙的父母开了间饭馆,因此她不用做饭。但是饭馆很快破产,和菲律宾很多生意的命运一样。工资很低——年均收入是3500美金——超过四分之一的人口生活在贫困中。

和80%的菲律宾人一样,艾玛从小信仰罗马天主教,对于避孕一无所知。到了艾玛大学毕业的时候,她有了一个理学学士学位和两个女儿。接下来十五年间,她又生育了7个孩子,全是女孩,孩子们在上下铺和地板上睡觉。艾玛花钱请两个夜校的学生帮她照看女儿,她自己在布基农政府的营养部门上班,她为预防儿童营养不良策划政策和培训。她的收入大约是每周50美金,勉强能喂饱她自己的孩子。艾德蒙在家里的农场工作,只有收获季节才有收入。每周艾玛会举行家庭会议计划一周的家庭开销。每个女儿向艾玛总结自己的需求,艾玛给与她们相应的钱,但钱总是不够。艾玛屡次向单位请求预支薪水。“有些时候,我看起来就像在乞讨,”艾玛和我说道。

艾玛的大姐薇吉原先是位教师,抚养自己的孩子们也很艰难,于是1999年她迁去纽约在那里做了一位保姆。她挣到的钱送三个孩子上了大学还买了新房子。薇吉就是常说到的O.F.W——海外菲工。海外菲工在菲律宾代表着一种地位,他们的汇款使菲律宾得到的汇款总和在所有国家中仅次于中国和印度。从70年代开始,菲律宾政府就在提倡劳工输出,以此作为缓解贫困和减轻债务的策略。十分之一的菲律宾人口在海外工作,他们供养着国内近一半的家庭,也因此九百万菲律宾儿童缺失至少一位家长的陪伴。在过去十年里,四分之三的海外菲工是女性,菲律宾前总统科拉松·阿基诺赞扬他们是“国家经济发展的英雄”。

到2000年春天,艾玛居住的社区已经几乎看不到母亲的踪影。发卷儿团体中的一位已经去了纽约,艾玛的家务经济教师、一位大学同学、以及教会的几位成员紧随其后。那年艾玛四十四岁,两个最大的女儿开始上大学,艾玛发现她永远无法再支付7个人的大学学费,所以她开始着手申请前往美国的旅游签证。在马尼拉美国大使馆面试时,艾玛说她想去加州参观迪士尼乐园。签证官问她在布基农共事过多少营养不良的孩子。

艾玛用她低沉磁性的声音说:“四百多个。”

“好,四百个孩子,”签证官说。“那你为什么要把钱浪费在去迪士尼度假上?”

艾玛停顿了,她开始慌张。“唔,我没考虑过这个……”她答道。

她被拒签了。等三个月过后,她再次申请。这一次,她花钱请一位有钱的朋友帮她准备了一点“展示资金”:朋友暂时在艾玛的银行账户存入50万菲律宾比索(约等于12000美金),这样使馆的签证官就会相信艾玛是一个有钱的游客。这位朋友拥有一个碾米厂,她为艾玛准备了一些文件让艾玛看起来像是这家工厂的老板。面试时间是2000年的七月份,整个早上艾玛都在斋戒和祈祷。艾玛的姐姐妮拉陪着她去的大使馆,面试结束后艾玛奔向妹妹,喊道:“我拿到了!”“她简直欢呼雀跃,”妮拉说:“她如此的开心。我说:‘走吧,快走——别等着他们又来拿走了。’”

艾玛知道对于很多母亲来说,向孩子们解释自己不得不离开时难以启齿的,但是她已经习惯了和女儿们讨论所有一切,包括她们的经期。艾玛回到家,召开了家庭会议,她告诉孩子们:“妈妈要去美国谋求更好的工作。”

最小的女儿11岁的伊泽瑞尔高呼:“不要啊,妈妈!”排行第五的女儿尤妮斯提议大家都不要再坐三轮车上学,走路去学校,剩下的钱攒着作学费。年龄大一点的女儿们比较冷静。“你会给我们寄很多钱吗?”其中一个说道:“那样是不是就可以给我们买李维斯牛仔裤?”艾玛记得伊泽瑞尔回应道:“我不需要李维斯牛仔裤。”

2000年8月21日,艾玛从单位借来两辆面包车,和女儿、丈夫、姐夫一起开车两小时来到卡加延德奥罗的小机场。她带着一个小行李箱,里面装着四条裤子、一件毛衣、两双鞋、两件睡衣和一把梳子。薇吉告诉过她不用带裙子,根本没有机会穿得上。在航站楼里女儿们都哭了。以后将由父亲和艾玛一周20美金请来的两位“佣人”照顾她们。艾玛独自在卫生间的隔间里流泪。她说:“我的良心一直在和我说:‘不要离开你的孩子。不要离开你的孩子。她们都还小,都需要你。’”

* * *

艾玛搬进了薇吉的开间。这个小公寓位于皇后区的伍德赛德,有名的菲律宾聚居区。在这里以罗斯福大道为中心,聚居着一万三千多位菲律宾人,半空中的地铁7号线直达时代广场。这里的道路已经按照女性移民的需求进化了:有一个服装店铺专门售卖保姆、管家、护工的工作服,还有几个货运和汇款中心,方便人们给家里寄钱寄礼物。在70和80年代,大部分的海外菲工都是男性,主要工作于物流和建筑行业,但从90年代开始菲律宾和其他各地越来越多的移民是女性。母亲和女儿们离开家人前来做一些“女人的工作”——照顾老幼和病人——发达国家的很多女性不再愿意或者没有时间做的工作。圣地亚哥州立大学美国拉丁裔研究中心的玛利亚∙伊芭拉教授把这些女性移民称作“情感工人阶级”:她们“用传达出来的真挚的情感换作工资”。

艾玛和薇吉睡一张床,晚上艾玛总是想聊聊天,但薇吉因为一天的工作十分疲惫,总是会要艾玛闭嘴。来自同省的两个朋友睡在沙发床上,一个是保姆一个是
管家。艾玛来纽约的第二天已经像一家菲律宾的中介递交了简历谋求保姆的工作,随后她跟着薇吉去上班,向姐姐学习如何用美国的方式打扫:用漂白剂而不用肥皂、如何使用电熨斗而不是用椰子壳烧成灰来加热的熨斗。第三天,薇吉让艾玛学习自己做地铁。艾玛无法理解为什么她乘坐的地铁车厢里挤满了看起来是来自墨西哥和中国的人。“美国人都去哪里了?”艾玛问她的姐姐。

艾玛的求职中介给她找到了一份在查巴克的保姆工作,在那里她看到了想象中的美国。艾玛的父亲是二战老兵,曾经从部队带回去一副台历,每个月都有一副美国豪宅的画,这些豪宅都有着一两个烟囱和巨大的草坪。她的雇主的房子和台历上的画很相像。

艾玛每周可以赚到375美金,工作是照看一个三岁一个一岁的小女孩。每周五天她都住在地下室里。第一天上班,艾玛看到她的雇主出门仅仅几个小时就穿着运动衣回来了,她感到很疑惑。艾玛给姐姐打电话说她的雇主根本不上班。“别瞎问,”薇吉说:“你只是个佣人。”

艾玛幻想着在空闲时间她会做些什么:她会教孩子们读书,应该比老师教的效果好。然而她发现做好自己工作的唯一办法是找到置换的感觉。“我提醒自己:‘该照顾这两个孩子了,’”艾玛说:“我把对自己孩子的爱,放在了这两个女孩身上。对她们我就像对自己的女儿一样。”

她每天晚上都给两个女孩读书,鼓励她们仔细复述出这些故事,学习字母元音。在笔记本上艾玛记下自己最喜欢的几本书,到周末就去书店买来寄给二女儿罗克珊和她一岁的儿子。罗克珊尤其喜欢大红狗克利福德——菲律宾的儿童书没有这种光面印刷和生动的图画。但是当艾玛要罗克珊每晚给儿子读书时,罗克珊说:“你都没有给我们读过。”

在皇后区的公寓里,艾玛保存着自己孩子的照片。她有十六年没和她们见过面了。摄影:《纽约客》特邀摄影师JEHAD NGA

在查巴克吃饭时,艾玛时不时会感到愧疚而没有胃口。“作为母亲,你总是希望你吃的东西可以和孩子们分享。”艾玛说。有时早上艾玛给两个女孩穿衣服时会想起家里比较小的女儿们在佣人的帮助下穿好衣服去上学,艾玛想到这些会流泪。菲律宾家里的一个佣人自己有个儿子,艾玛问女儿当佣人前来上班时家里谁照顾儿子,但女儿们都不知道。艾玛想象着世界上好像有一个母亲照顾别人孩子的连锁反应。

艾玛每周花30美金买一张电话卡,每天和三个女儿通话15分钟,每个女儿轮流有5分钟的时间。有时候她能听到电话那边伊泽瑞尔喊道:“没有轮到我说话!我的时间还没有用完!她们抢走了我的时间!”尤妮斯说父亲让她们不要再电话里说任何坏消息。“我们只和她说‘一切都很好。’”尤妮斯说。艾玛喜欢种植,她在家里种了菠萝蜜、茄子、秋葵、辣椒、和一排排的大丽花、红鹤花。但短短几个月时间,她的朋友就告诉她几乎所有的植物都死了。艾玛担心孩子们有秘密不告诉她时,就会给在马来巴来做警察的侄子打电话,问他女孩子们有没有嗑药。侄子想她保证女儿们没有嗑药,但同时也告诉她很多在纽约皇后区工作的海外菲工的孩子会嗑药。

艾玛的女儿们会私底下给她写很长的信,表达她们的各种不满。“姐姐妹妹们联合起来欺负我的时候,只有你会站在我这边。”伊泽瑞尔写道。“没有你在我很迷茫,”大女儿梅安写道,“没有妈妈我好孤独!”梅安还告诉她父亲总是参加各种派对。“不要总给爸爸寄钱,他只会花掉去喝酒。”梅安写道。

艾玛要罗克珊负责管钱,但其他的女孩们都说罗克珊滥用她的权利。“连我吃饭的时候她都在算账,”其中一个女儿凯西写道:“有时候受不了她的唠叨我只能把吃的放下。”凯西说罗克珊让她觉得自己不配吃饭。“我会记得家里发生的每一件事情,”凯西在她十页长的信件中写道:“终有一天当我自己成家的时候,这种痛苦会一直伴随着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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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玛原本想在半年的旅游签证到期以前回一次家,但是机票的开销如此巨大她觉得自己无处可去。2001年《菲律宾每日问讯报》头条文章《海外菲工:留在国外》引用了总统阿罗约的话:“我们依赖着在国外工作的人们。如果你能在国外找到工作,而且能给家里寄钱,那也许你最好留在国外。”

艾玛说服了以前每周六一起做礼拜的两个朋友艾斯比和德莉亚也前来纽约。艾玛装作对现在的生活很满意,艾斯比有四个小孩,她说她“一直想去什么地方——不知道去哪里,不知道去做什么。‘国外’这个词是我一直以来梦寐以求的。”2001年艾斯比和德莉亚一到纽约就找到了保姆的工作。周六晚上艾玛雇主全家出去的时候,艾玛会窝在客厅沙发里给艾斯比、德莉亚打电话。她们用雇主的名字称呼彼此:“你好啊贝拉夫人!”这是她们彼此间的玩笑:“晚上好施瓦兹夫人,最近安好?”

在休息日,艾玛会去曼哈顿的菲律宾国家银行,她留下20美金用作接下来一周的费用,其余的钱全部寄回家。大部分的钱都寄给了女儿们,但有时候她也会满足一下姐妹、同事和朋友的需要。“可怜可怜我吧!”一个妹妹写道。两个朋友找艾玛要点“展示资金”帮助家里人出国,他们要去科威特和意大利找工作。“艾玛,随便多少钱都行。”他们请求道。久未见面的人找各种方式联系到艾玛告诉她自己的银行账号,奉承艾玛慷慨大方,夸赞她传说中丰厚的钱财。“我听说你现在是百万富翁了,”一个朋友写道。一位以前的同事和她说:“我相信满身钻石的你一定美极了。“

薇吉和朋友们都把艾玛叫作“汤女”,因为几乎艾玛的每顿饭都是中餐外卖店里两美金的鸡汤面,艾玛觉得这样很划算,因为会附赠脆饼。艾斯比也采取了一样的生活方式。“我们时刻记得我们需要自我牺牲,”她和我说:“这是工作职责内的。”

每个月,艾玛会找罗斯福大道菲律宾镇的强尼空运公司买一个大纸箱。纸箱有一个小冰箱那么大,接下来几周艾玛会往纸箱里放进咖啡、午餐肉、巧克力、雀巢巧伴伴、果真、卫浴用品、和超市买来的衣服。和几乎所有的菲律宾人一样,艾玛住所里总有一个没有封箱的“海外菲工邮箱”。当箱子塞得快关不上时,艾玛就把箱子寄回家。邮寄的费用是65美金,不计重量,海运两个月以后到达菲律宾。艾玛认为邮寄这些东西是表达母爱最实在的方式。女儿们说艾玛寄来的都是过时的衣服,艾玛就让她们把衣服当作旧货处理卖掉,然后再继续寄更多衣服回去。

在查巴卡这家工作了两年左右,艾玛得知在长岛有个管家的工作每周能多挣50美金。每周50美金的额外收入,做上一年就赚够了一个女儿四年的大学费用。艾玛并不想离开她一直照顾的两个女孩,所以她向雇主申请加薪,但是被拒绝了。

艾玛非常不想和孩子们说再见。“我已经爱上她们了。”她说。在最后一个工作日里,艾玛的雇主开车带着女儿一起送艾玛到车站,孩子们被告知艾玛是要去度个假。艾玛尽量表现的这只是暂时的告别,但她忍不住自己的眼泪。“这种告别非常艰难,我之前和自己的孩子就这样分开的,”艾玛说:“我在心里说,上帝啊,我不想在经历一次这种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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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玛的女儿尤妮斯说,家里的姨告诉她们姊妹几个:“你们要好好表现,你们的妈妈才会回来。”尤妮斯总是忍不住想是不是自己或者哪个姐妹做错了什么事情,妈妈才总是不在家。她说:“你总是会问自己:‘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我的妈妈不在?’”尤妮斯总是会想起很多年前自己或者哪个姐妹不听话时,妈妈生气说的话:“如果我有机会去国外,我一定不会回来。”

2003年下半年,艾玛的妈妈病危,女儿们都以为艾玛会飞回家。“如果是我,我的妈妈病危,”尤妮斯说:“我肯定会回家见她最后一面。”但艾玛觉得在纽约脱不开身,因为她要赚钱支付妈妈的医疗费用,医生们却无法确诊老人得了什么病,治疗最终也就失败了。艾玛和薇吉支付了母亲安葬和葬礼的费用,并为前来参加9天葬礼仪式的亲戚们支付了机票钱和饭前。艾玛自己没有参加葬礼,因为她担心遇上“机场遣返”的情况。艾玛认识一些女性从马尼拉飞到美国,但是一旦纽约海关发现了她们的旅行记录,就会遣返她们回马尼拉。这些女性花钱坐了两次国际航班,还失去了收入来源。

为了弥补葬礼费用花去的存款,艾玛开始做夜间的临时工,最忙的时候晚上只能睡两个小时。最容易的临时工是帮做护工的朋友临时顶替一下。朋友们会打电话给艾玛让她“照顾一下我的‘洛洛’”,在菲律宾语里是“爷爷”的意思。

老年人护理是美国增长最快的职业——美国85岁以上的人口增速超过了其他任何年龄段的增长。但是老年人护工的工资很低微:家庭护工平均时薪不到11美金。从业人员并没有接受系统的培训。“我是通过看书学的,”艾玛告诉我:“哦,这就是阿兹海默症,是老年痴呆。”艾玛的朋友教给她如何使用结肠瘘袋和液压载人机。有一位患有痴呆症的病人坚持把她叫做玛丽。有时候艾玛给他洗澡,他会很抗拒,大喊“警察!警察!”或者朝艾玛脸上吐口水。“别担心,警察马上就来,”艾玛这么和他说:“警察会来抓走玛丽的。”

2004年艾玛得到一份固定的周末工作,在曼哈顿照顾一位患有肌肉萎缩症的女病人,而艾玛也渐渐学会去接受护工工作中不愉快的部分。“你会渐渐忘掉自己,”艾玛说。女病人身上的气味开始成为自己的一部分。艾玛觉得别人花钱请自己来给这个女病人带来爱,而艾玛也正是这么做的。艾玛开始看女病人最喜欢的电视节目,开始成为女病人一样的体育迷。她们俩会一起坐在沙发上观看波士顿凯尔特人的比赛,为保罗·皮尔斯加油。“我们最爱的球员。”艾玛说。女病人每天都会化妆,喜欢用眼影和腮红,她要艾玛也化妆。艾玛解释说自己没有时间打扮,女病人告诉她:“我梳妆打扮的时候,就是你打扮的时间。”

艾玛一直期待着女病人的孩子或者孙子来看她,帮助照顾一下病人,但她渐渐意识到孩子们不会这么做。有一次女病人的无理要求让艾玛很生气,她冲女病人说:“连你的孩子都不在乎你!”女病人的回应是:“因为我的孩子不是菲律宾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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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玛的二姐妮拉是布基农一所小学的校长,她一直对比着自己的收入和妹妹在美国的收入,感到很妒忌。直到美元比索兑换汇率加重了菲律宾和美国的收入差,妮拉决定追随妹妹的选择。2006年妮拉57岁,需要赚钱送孙子上学,她来到纽约找了份管家的工作,同时给一位垂危的女病人做一些护理工作。妮拉住在皇后区一间公寓,五名女室友曾经都是老师,其中三位和她来自一个学校。

妮拉看到艾玛很适应美国的生活感到很惊讶。艾玛曾经一个接一个的地生下9个孩子(妮拉说“像楼梯台阶似的”),妮拉把艾玛一直叫做“灰姑娘”,因为艾玛和灰姑娘一样漂亮,也和灰姑娘一样备受磨难。曾经妮拉总催促艾玛去做个美容或者做个头发。现在的艾玛擦着高光腮红,穿着维密的内衣,戴着手镯饰品——艾玛认为这些放纵是有利于心理健康的。“五年以来我没有为自己置办任何东西,”艾玛说:“这么多年过去了,我开始考虑自己的感受。”

丈夫写给艾玛的信中总是强调要她“做个好姑娘”和“做个好老婆”,艾玛开始怀疑丈夫的这种训诫是不是一种折射。每当艾玛问孩子爸爸有没有找别的女人,孩子们总会告诉她“别想那些没用的”。

艾玛很多朋友和丈夫之间的关系都是名存实亡。她们来到美国,有的是为了体验和提升自己,有的是为了逃避家暴或者失败的婚姻。菲律宾离婚是违法的,移民海外就是“菲律宾式离婚”。更多的人来美国主要还是为了赚钱养家供孩子读书。很快她们就习惯了独自做出决定,不再和丈夫商量。“看起来我们已经是女权人士了,”艾玛和我说:“感觉我们都想做老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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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到喜欢重复强调指示的雇主,艾玛会感到冒犯,好像自己没有足够的心智记住简单的事情。有的雇主会要求艾玛跪在地上用海绵擦地板,不能用拖把,艾玛也很反感。妮拉会把雇主称作“先生”和“夫人”,她要艾玛不要这么直言不讳。妮拉说:“只要他们不打你,不伤害你,就不要计较了。”妮拉很喜欢引用一句菲律宾的俗语:“粮仓满满的人才可以还嘴,不然就闭嘴。”

艾玛和妮拉发现在很多雇主眼里,菲律宾裔站在移民工人阶级的顶端,好像菲律宾的国籍就等同于责任感和遵从。纽约州共有约20万女性移民工,由于人口老龄化、女性更多的进入职场、而对于老人和幼童的照看又缺乏政府的支持,预计接下来十年移民工人口会继续上升。根据全国家庭佣工联盟2012年的调查结果,保姆、管家、家庭护工中三分之二的人是移民,这些移民中有一半的人是非法移民。正是因为这些移民的工作,纽约人才有时间享受社会生活,而这些在家中工作的女性依然是隐形人:家政工人大部分的时间都在私人住所里,他们的酬劳往往是不计入系统的,也没有相应的法律保障。

30年代第一项劳动法案通过的时候,南方的决策者花了很大精力把家政劳动排除在了法律以外。当时的家政工人以黑人为主,这个忽略使各地方政府保留了一定的空间继续维持以种族为基础的阶级分层,也继续压低了黑人工人的酬劳。1938年“15位疲惫的女佣”写给第一夫人埃莉诺·罗斯福的信中要求“我们女性应该和其他任何劳动力一样得到一些尊重”。她们的要求没有得到重视,接下来30年里很多黑人女性转行到了回报更高的工作。其他种族的移民开始填补家政服务的空缺。全国家庭佣工联盟主任蒲艾真说道:“这些女性移民中的很多人是因为自己国家和家里无路可退的经济状况才逃到这里。在这里照顾我们挚爱亲人的女性们,没有办法照顾她们自己的亲人。”

纽约是通过了家政工人保护法案的六个州中的一个,要求了家政工人的最低工资、工作时长,并保护她们不被骚扰。但是很少有工人和雇主知道这个法案的存在。为菲律宾家政工人发声的机构达玛堰的执行董事琳达·奥力肯认为,对这些工人来说,即使法案早在2010年就通过,但是她们不敢利用法律的保护区挑战现有的工作条件,她们害怕被举报非法移民的身份,害怕没有人会举荐她们找工作,害怕因此丢掉了家人赖以生存的工作收入。

奥力肯在1994年离开菲律宾来到美国成为一名家政工人。她认为给家人汇款的这种文化习惯助长了政治上的自满情结:因为来自海外的汇款保证了家人的生活需求,即使身在非常贫困的社区,海外菲工的家人更少参与针对政府和腐败的抗议。菲律宾的政治家把移民说成都是自愿的行为,这让奥力肯很沮丧。她说:“(政治家们)选择性遗忘了这些女性的出身,也不谈她们背井离乡的经济和政治原因。”达玛堰的很多成员,尤其是有小孩在菲律宾的人,都怀疑过自己离开的决定是否正确。奥力肯告诉我:“如果你是个保姆,你会清楚看到童年早期有多重要。这个时期为孩子价值观的形成打下基础,为日后的人格特征做了铺垫。”

奥力肯的女儿瑞雅大学毕业后来到纽约追随母亲,现在她也在达玛堰工作。38岁的瑞雅和我说她和母亲的关系比较勉强,只有在讨论政治的时候才有共鸣。在菲律宾,瑞雅的母亲被看作一名对抗马科斯军政独裁的活跃分子领袖。瑞雅第一次看到母亲工作的时候,她觉得母亲十分陌生。“在中央公园,她走在我前面,推着婴儿车,里面是个白人婴儿,这个画面鲜活地印在脑海里,”瑞雅和我说:“那是秋天,天气有点冷,我心里和自己说,你的妈妈已经不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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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玛在美国的生活渐渐舒适起来,这使她来到这里的目的模糊起来。她原先的目标是供孩子们读完书就马上回家。到2013年所有的女儿都大学毕业了,其中四个找不到工作,其他工作了的女儿们抱怨着低微的收入:一位在政府办公室做行政,一位在做选举秘书,还有一位是便利店的经理。收入最高的女儿是尤妮斯,她在阿布扎比做秘书,会寄钱给家里的孩子和姐妹。尤妮斯问母亲准备什么时间回家,她的回答总是“很快,现在还不行”,然后开始说起一笔没有到手的收入。现在艾玛主要在脸书上和女儿们联系。女儿们会上传各种照片和视频,包括她们的婚礼和刚出生的孩子。艾玛生日的时候,女儿们会做蛋糕,用糖霜在蛋糕上写上艾玛的名字,一起唱生日歌,然后把录制的视频发到脸书上。

2014年艾玛58岁,她提出要和丈夫离婚,她要找一个美国男人,才能拿到绿卡,才能放心的去看望女儿不用担心无法回到美国。从90年代开始,低收入的工人越来越难通过雇主担保获得绿卡。尽管雇主一向都是现金支付工资,艾玛和很多她的朋友一样都会交税,希望哪天万一移民法案略有松弛的时候,她们有好一些的申请条件。

艾玛的丈夫在离婚协议上签了字——这份协议在菲律宾没有法律效力,只在美国有效。艾玛开始更多的在晚上外出,缓解自己的悲伤。在一个聚会上她预见了菲律宾裔保姆艾薇。艾薇37岁,比艾玛的大女儿小一岁。艾薇是个活力四射、自信十足的女性,但偶尔她会显现一些曾经是留守儿童的影响。艾薇时不时会惊讶自己被困在纽约的现状。“我们都是寂寞的人,我们会产生共鸣,”艾玛认为艾薇的存在给她带来一丝安慰:“她看起来就像我女儿一样,感觉我们已经是家人了。”

艾薇原先是为助产师,她发誓要忠贞于自己在菲律宾西南三宝颜市的丈夫。和艾玛之间的友谊帮助她抵制了一些对亲密关系的欲望。“我的性格就是我很容易对人太投入”艾薇说。2010年她动身前往美国的时候,她的丈夫就辞掉了护士的工作。尽管他照顾着家里的三个小孩,他时常和艾薇抱怨自己很无能。他和艾薇说感觉自己像只宠物,“因为他觉得他像我喂的一只鸟,只需要不断张口吃饭。”艾薇说。

艾薇经常到艾玛的住处过夜,去年夏天艾玛干脆邀请艾薇搬进去一起住,顶替掉其中一个室友。她们住在客厅改造的隔断卧室里,艾玛从家居超市买回了材料自己搭建的隔断。房间里是上下铺,艾玛和艾薇睡在下铺的单人床,上铺是艾玛做护工的侄女。半夜艾玛打呼时,艾薇会拥抱她来减缓呼噜声。以前艾薇的母亲打呼时她就是这么做的,她一直到高中二年级都和母亲共用一张床。

艾玛的姐姐妮拉说,艾玛开始到处和人说自己有个“领养的女儿”。过段时间艾玛省去了“领养”这个词。有时候艾玛说起女儿,别人会表现得十分惊喜,还以为她某个女儿拿到签证来了美国。艾玛的女儿尤妮斯也很惊讶,她在脸书上看到很多艾薇和艾玛的照片贴着“母女”的标签。艾薇在脸书上安慰艾玛的女儿们:“她十分的想念你们。谢谢你们允许我把她看作我的纽约母亲。”尽管尤妮斯希望自己是那个“体会到母爱”的人,但她还是很感激母亲在异乡有一位忠实的跟随者。“至少我妈妈身边有一个人能做到女儿的角色,”尤尼斯说:“而且我觉得艾薇自己也在寻找一个母亲的形象。”

在菲律宾的时候,艾薇每天都和母亲聊天很多次,即使在工作的时候也一样,现在她和艾玛也有着类似的互动。每周有五个晚上艾薇在查巴卡雇主家过夜,她会给自己上好早上5点的闹钟,然后给艾玛打电话叫她起床去做曼哈顿的保姆工作。“你今天早上想吃什么?”艾薇会这样问艾玛,作为催促她起床的办法。

如果晚上没有和艾玛通话就睡觉了,艾薇会把手机放在枕边,半夜醒过来好几次查看信息。艾薇说:“如果有一天没有和她说话,我就很不自在,感觉缺失了什么。”

有一天傍晚艾薇和艾玛正在视频通话,艾薇的老板走了进来。艾薇侧过自己的iPad和雇主说:“这是我妈咪。”

“不,别这样!”艾玛用手遮住自己的脸。

“但我想让她认识你,你让我很自豪。”艾薇说。

* * *

今年情人节,艾玛和艾薇去参加了布基农移民组织主办的聚会。布基农是艾玛的老家,这个组织会定期举办募捐,帮助学生支付大学学费。聚会的地点是皇后区菲律宾酒廊D Haven的镜面舞厅。舞厅的墙上装饰着25个红色新型卡片,每张桌子上都摆放着碗,碗里是漂在水上的玫瑰花瓣。当客人到齐时,艾玛在空中比划出一个长方形,客人开始把捐款交给她。舞厅里年纪最大的女人是艾玛小学五年级的老师帕兹,她穿着红色镶亮片的西装,扶着拐杖走路。帕兹在美国做家政工人已经近三十年了。艾玛悄悄和我说:“她是个工作狂。”

舞厅里有上百位女人,有几个带着对象。这里的男人大部分是白人,基本上属于约会二人中颜值低的那一方。艾玛旁边坐着她以前的室友阿妮塔,阿妮塔旁边是她曾经照顾过的一位女病人的侄子。艾玛和她的朋友们曾经都期待着奥巴马会通过总统令让交税的移民有获得工作签证的机会。这个希望破灭了,很快阿妮塔就和这个男人结婚了。“她甚至都没出钱。”艾玛说。她告诉我这种绿卡结婚的价格一般是两万美金。

活动组织方的主席来到舞厅的正前方,站在一张写着“佳人之夜”的牌子边,她问大家:“今晚你感受到爱了吗?”

艾薇大声喊着:“感受到了!”

“只是今晚吗?”主席又问。

“每一天!”艾薇说:“的的确确!”艾薇大笑着看着艾玛,摇着头说:“疯了。”

艾薇穿着点缀着亮片的红色紧身裙,裙子是她花15美金从网上买的,现在她有点后悔这笔消费。艾玛穿着红色高跟鞋,身着贴身的绿裙子,裙子上有道裂缝。主席的演讲结束以后,DJ开始放音乐,艾玛和艾薇一起跳舞,偶尔还会绕对方旋转。随后又有四位女士加入了她们,她们一起手拉手围成一个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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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一早艾薇5点就离开了艾玛的住处去坐火车前往查巴卡。她工作的那家人去度假滑雪了,她要帮他们遛狗、喂猫、养鱼和仓鼠。她会有一周时间一个人待在这个度假村一样的房子里,有着白色栅栏环绕的泳池、凉亭、酒窖、健身房和半打健身设备。艾薇到这里以后,每过几个小时就要给手机充次电,因为她不停的在脸书上和亲人朋友联系。她给艾玛发信息说:“我太孤单了,简直想喊出来。”艾玛回她:“喊啊!你老板不在家!”

聚会结束几天后我去拜访了艾薇,看起来她已经被这种近郊的气氛改变了:在这座房子里,艾薇身着瑜伽裤,额头带着红色的发带,脚上穿着洞洞鞋走来走去。艾薇用她老板的品牌料理机给我做了一杯蔬果汁,装在红酒杯中。艾薇看起来已经驾驭了这座迷宫一样的房子,在各个容易迷路的地方她都穿梭自如。走向房子三楼的时候,艾薇说:“这是我的地盘。”三楼的洗衣间有两座大型的洗衣机和烘干机,正对面就是艾薇的房间,巨大的房间里面只有很少的家具,房间的地毯刚刚清理过。在艾薇床头贴着一封雇主家小儿子写给艾薇的信,艾薇把这个小孩叫作阿拉噶,菲律宾方言里是“宠物”或者“亲爱的小孩”的意思。小男孩的信里画了一圈心,下面写着“我非常非常爱艾薇”。信件旁边有一组二十张照片拼起来的图,提名“我的家人”,十八张照片里是查巴卡的小孩和他们的父母、祖父母,还有两张照片是艾薇在菲律宾的家人。前一年在艾薇的要求下,她的家人去三宝颜市的一个照相馆拍了照片,然后摄像师把艾薇的影像PS进去,放在她丈夫和她儿子中间。

艾薇告诉我那天早上看了脸书以后就一直很难过:她儿子在脸书上传了一张照片,里面是美国超市的巧克力和情人节礼物,但是却没有提起是艾薇送给他的。艾薇在和丈夫视频时说:“你们就是在无视我。”为了让自己好受一点,艾薇开始回想自己的儿子们比雇主家的孩子要有礼貌——雇主家的孩子会动不动就和母亲喊叫,但是这种想法并不完全让艾薇安心。她和我说:“我每天晚上都在祈祷有朝一日我的孩子们会感激我为他们做的一切。我知道现在这是不可能的。”

艾薇也会担心自己的感情会动摇。前一天晚上,为了在睡前和艾玛说上话,艾薇匆匆挂掉丈夫的电话,她告诉丈夫:“我在等妈妈打电话过来。”随后艾薇感到很内疚,觉得自己情感的重点在转变。艾薇在纽约的时间只有艾玛在纽约时间的三分之一,她感觉到艾玛已经习惯了处理自己思乡的情绪,她非常需要艾玛,但是艾玛并没有那么需要她。我提前前一天我见过艾玛,艾薇马上就问:“她说我什么了?她对我满意吗?”艾玛很清楚艾薇这种不安全感,她会和艾薇解释道:“你真的改变了我的生活,你在方方面面都支持着我。但有时候我只是很忙没有时间煲电话。”有时候艾玛会要艾薇和自己的三女儿易兰梅聊天,易兰梅会给艾玛发非常多的脸书信息但艾玛往往不能及时回复。

为了缓解自己的寂寞,艾薇决定到春天的时候在市里找个工作,然后彻底搬进艾玛的公寓住。她在查巴卡这家工作了五年,每天工资130美金。原先她很喜欢这种住家保姆的工作,与世隔绝意味着她能远离各种诱惑,保持对丈夫的忠贞,但是现在她渴望和艾玛一起共度每一个晚上。当春天来临时,艾薇却改变了主意。她说:“要离开太难了,他们待我像家人一样。他们就是我的家人,我爱他们。”当年纪最小的小男孩睡不着觉时,他会爬上楼钻进艾薇的床。艾薇说:“最年长的孩子会不停地问我:‘艾薇你真的爱我吗?我结婚以后你会来照顾我的孩子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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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玛希望在五年后她65岁时能回家,这让艾薇很难过,艾薇知道自己起码还要待到十年后小儿子读完大学。计划离开美国的时间是难以捉摸的。艾玛、艾薇和她们的朋友每当谈起回菲律宾,仿佛在说下辈子的事情,那将会是无止境的团聚和庆祝,她们终于可以收获这么多年付出的成果。她们经常在孩子或者孙子读完大学的时候开始考虑回家,然后计划变得越来越复杂。是要在美国多待几年、攒够钱吗?万一在美国病倒了呢?一走了之回菲律宾吗?会不会很快钱花光了回到贫困的生活?

最近艾玛的一个朋友就悲剧地错过了回家的时机,12月被诊断出卵巢癌,不到两个月就去世了。与丈夫、孩子分开这么多年,死前也没有见上面。艾玛和朋友们筹集了一点“安葬费”,帮助这个女人的丈夫把遗体运送回去,艾玛曾经去过这个男人的家禽养殖场。遗体寄出的第二天,我配艾玛去她做保姆的上东区上班,艾玛无法忘却这个朋友的事情。她总是回想起三天前看到的遗体,朋友瘦的让艾玛惊讶。艾玛说:“这算是过的什么日子?”

艾玛很感激她两岁的阿拉噶——宝薇能帮她分散一下注意力。宝薇看起来总是非常享受活着的感觉,在居住的40平米的单间公寓里,她大部分的时间都在父母的床和沙发之间奔跑。她还喜欢爬到沙发上像骑马一样骑在把手上。家里的斗牛犬刚刚输完液,宝薇就想爬到它背上,艾玛把她抱了下来:“宝薇乖乖,这样不可以。”艾玛起身给宝薇倒橙汁,宝薇就跟着她,站在艾玛两腿之间。艾玛拨开宝薇额头前面的头发,说:“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但她就喜欢待在这。”

在游乐场里其他的保姆都要不时地给雇主发信息汇报:阿拉噶们吃了什么,换尿布的情况,午睡的时间,情绪的变化。艾玛有个未经证实的理论:那些喜欢严密监视保姆、喜欢做傀儡大师的家长,他们的孩子比较容易叛逆和暴躁。宝薇的父母比较随和,宝薇也是如此。唯一一次宝薇哭超过十秒钟,是因为她的爸爸在午饭的时间回家来遛狗。“当爸爸和妈妈回家的时候,她想和他们在一起。我能理解,我的女儿们也是这样的。”艾玛抚摸着宝薇的背说道。

宝薇的父母是护士,抚养孩子并不容易。艾玛多次提起他们的住处比自己的还小。宝薇在衣帽间睡觉,她父母在客厅睡觉,用窗帘做隔断,房子看出去是天井。艾玛说:“我感觉他们就像我的弟弟和妹妹,或者我的儿子和女儿一样。”艾玛和宝薇的母亲阿布拉都要五点起床去上班。保姆往往被看作是富裕家庭的奢侈,但在这个抚养孩子十分昂贵的国家,请保姆已经普遍是两个职业母亲之间的协商:在工作和抚养之间作出分工,而两者之间并没有哪一方比另一方更重要。阿布拉觉得请保姆的开支并不十分理性,但她认为保持自己的独立人格很重要。她说:“如果我每个小时都只在照顾宝薇,我会觉得在这家里我是她的奴隶。阿布拉一周有两天请艾玛来照顾宝薇,其他的日子由祖父母来照顾。在不用照顾宝薇的日子里,艾玛为四个客户打扫屋子,其中一个要求艾玛花八个小时来熨烫衣服。

下午宝薇睡觉的时候艾玛对我说:“有时候我简直想吐了,这种工作做了16年,每天一样的事情。”艾玛关掉客厅的灯,收拾好洗碗机里的碗碟,把宝薇仍在地上的玩具收好,坐在厨房里看一本小册子叫作《非盈利管理要点:行政长官的十项要务》。她希望能找到更好的办法资助布基农的学生,这项工作能用到一点她会计专业的背景。艾玛很想念在菲律宾的工作,她离职时领导给她写道:“没有你、没有你充分的精力和卓越的表现,这里
一切都会不一样。”但是现在她是回不去了。

艾玛的女儿和朋友们都想出国,不来美国的话就去日本、香港或者新西兰。艾玛告诉我:“我觉得这个循环没有结束的时候。”她很难找到理由拒绝女儿来纽约找自己,她们16年没有见面了,说起16年前的告别还是会默默地掉眼泪。渐渐地,孩子们写来的信里面口吻也有了变化,抵触的情绪在减少,孩子们越来越顺从。早年孩子们总会猜想艾玛会在哪个节假日回家,渐渐地她们不再问起她的计划。艾玛的女儿罗克珊最近写道:“我相信有一天,如果上天允许,我们会再次团聚的。”

艾玛做梦都想见到她的孩子们,但她不希望女儿们走自己的旧路。她并不希望孩子们去照顾别人的老幼。“她们干不了这活,”艾玛和我说:“她们太瘦弱了,也根本不会做家务。我以前都没有机会教她们怎么打扫屋子。”

*这篇文章早期的版本中,艾玛看护的老年人用的设施有一个描述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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