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行的世界


译者:ChristinaHunt 原文地址:aeon.co

作者:安德鲁·库鲁梅

图片由玛丽安·冈森拍摄

2012年温网总决赛,安迪·穆雷对阵罗杰·费德勒,一上来就势头强劲,出人意料。《每日电讯报》的专栏作家马修·诺曼很受触动,陷入了科幻小说般的思考。“似乎我们已经被流放到了众多平行宇宙中的一个,在那里,某某博士差点就漫不经心地失了手,”他评论道。一年后,“平行世界”照进现实——穆雷夺冠,记者们这次只能另寻“目标”。相比之下,温网男双冠军乔纳森·马雷,尽管已拿下“大满贯”称号,但住的还是出租房,开的还是福特嘉年华。对此,《每日邮报》表示:“这两位热爱网球的冠军在现实生活和工作方面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像是两个平行的世界。”

平行宇宙这个说法源于何处?显然,科幻小说是源头之一:上世纪60年代,柯克船长在《星际迷航》“魔镜魔镜”那集和“另一个自己”相遇了,而菲利普·迪克则在小说《高堡奇人》中虚构了一个“错列世界”——美国收纳粹支配。从那以后,“平行宇宙”便成了主流——1998年上映的爱情喜剧《双面情人》中,女主人公面临着两段不同的人生旅程;2004年出版的小说《反美阴谋》中所提及的“如果……将会怎么样?”,令人毛骨悚然,作者菲利普·罗斯设想反犹太飞行员查尔斯击败罗斯福,赢得了1940年美国大选。不过,“平行宇宙”一说也是有科学依据的。1935年,埃尔温·薛定谔提出了著名的猫实验——盒子里的猫的生死和量子事件有关。1957年,美国物理学家休·埃弗特发展了“多重世界”理论——打开薛定谔的盒子会引发宇宙分裂:猫在一个世界会活下来,而在另一个世界则会死。

近来,物理学家们一直大胆为“多元宇宙”背书。例如,理查德·费曼认为光从A到B的路径有无数种,但我们只能看到最快的那一条,因为其他的都相互抵消了。斯蒂芬·霍金在《果壳里的宇宙》(2001年出版)中提出了竞技体育界的平行宇宙,强调了这样一个“科学事实”——平行宇宙是存在的,在那里,伯利兹拿下了所有赛事的奥运金牌。霍金认为,世界像是个“宇宙赌场”,掷个骰子,一切便大相径庭:虽只见其一,但所有都是真实存在的。

博尔赫斯从没想过,穷苦的人儿要穿过几亿光年的距离,才能明白阅读一页书的价值。

虽然古代哲学和文学中已有与平行宇宙相关的概念出现,然而,令人大跌眼镜的是,早在这以前就已经有平行宇宙的说法了。就连“多元宇宙”这个词都是有年头的。从1895年起,威廉·詹姆斯就在期刊中提及“经验的多元宇宙”,而诗人弗雷德里克·奥德则在1899年出版的《英国玫瑰诗歌集》中给这个词赋予了宗教含义:“有或无,无影无踪或是无处不在/便是多元宇宙神力的基岩所在……”

在“多元宇宙”这段不为人知的历史中,最早提出这一概念的当属德谟克利特了,他认为原子在偌大的虚空中任意移动,形成了世界。最后,它们以各种可能的方式结合重组:我们所处的世界只是其中的一种,剩下的其他组合方式定会出现。伊壁鸠鲁则认为,原子有时会突然随机移动(“突然转向”),正如德谟克利特所说的那样,整个未来不是按照机械原理筹划安排的。世界的发展路径是多元的。伊壁鸠鲁学说一直流传到了罗马时代,它已不仅仅是物理学理论,还算得上是一门生活哲学。卢克莱修的哲学长诗《物性论》和西塞罗的《论学园派》都宣扬过这一学说:

你相信吗?——存在着无限多个世界……此刻,我们离Bauli(地名)很近,正望向Puteoli(地名),同时还有无数和我们姓名、荣誉成就、思想、身材、年龄相同的人也处在一模一样的场景里讨论着相同的话题。

在信奉伊壁鸠鲁学说的原子论者看来,历史不过是一连串的偶然碰撞。人之常情纯属巧合,应顺其自然,不应受到上帝意志的支配;否则一切都将面目全非。因此,李维(虽然不是原子论者,但却相信机遇)会思考这个问题——要是亚历山大大帝入侵了意大利,将会发生什么?后来的基督教历史学家们有意避开了这种“如果……将会发生什么”的假想桥段,因为在他们眼中,是神圣的天意指引着人事这一伟大事业前进。正如莎翁笔下的哈姆雷特所说:”人的命,天注定。”

17世纪,数学家、哲学家戈特弗里德·威廉·莱布尼茨提出了一种新的“多元宇宙”。他是受到了“多数自然过程似乎都是最优的那一个”的启发,比如——肥皂泡是球形的就是为了使曲面面积最小化;光在真空中传播速度最快。察觉到这些“神来之笔”的莱布尼茨认为,我们的宇宙从各方面来讲都是上帝创造的最好的一个。这些思想的集大成者是“乐观主义”,其观点认为(伏尔泰曾在《老实人》中讽刺过这一说法)地球是所有可能世界中最好的一个。莱布尼茨创造出了图形金字塔来回答邪恶为什么会存在,这座金字塔里有无数间房,而每一间里都存在着一个可能世界。站在塔尖上的,是我们生活着的真实世界。莱布尼茨的金字塔还模拟了臭名昭著的塞克图斯·塔克文尼乌斯的生活,在大多数房间里,塞克图斯的生活都不算糟糕,只有在最高一层他夺走了卢克丽霞的贞洁,并且遭到了驱逐。所有可能世界里,凭什么说这种生活是最好的?因为正是由于他的放逐罗马共和国才得以建立:恶行带来善果。或者乐观主义者的说法就是当我们不得不向灾祸低头时要记得世间任何事都是有因才有果的。

与德谟克利特不同的是,莱布尼兹坚信可能世界至存在于上帝心中,而我们生活在哪一个世界只能听从上帝的旨意。宇宙就像一张全息图,上帝把它的面貌投射到所有人脑海里,随后又在“和谐原则”的指引下,将所有人脑海里的画面变得整齐划一。这个世界之所以真实,完全仰仗上帝的仁慈:他没有蛊惑我们,让我们生活在假像中却不自知。很久之后,作家们让这种场景出现在了描写生活黑暗面电影中,例如《楚门的世界》(1998)以及《黑客帝国》(1999)。

在亚历山大·蒲伯的《人论》(1734)中,依然延续了莱布尼兹的乐观主义(‘存在即合理’),而后直到19世纪,这一观点才出现了新的发展,认为世界的形成其实是出于偶然。英国首相本杰明的父亲,英国学者艾萨克·迪斯雷利,在1823年推测说未来的世界“人和国家的命运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往往牵一发而动全身”。他在文章“未来事件之史”(1830)中用假设分析历史,以此向李维致敬,这些假设包括克伦威尔与西班牙结盟,英国在撒拉森人的统治下变成一个穆斯林国家,在那里“我们戴着头巾,蓄着胡须,身边的建筑一定会比希腊的更加宏伟”。

艾萨克·迪斯雷利的这篇文章是“改写历史”的早期代表作之一,后来被菲利普·K·迪克等很多人用来作为反抗执政党鼓吹天赋权利的武器。在那之前,法国动荡的政局一直是修正主义者投机的沃土。路易斯·若弗鲁瓦的《拿破仑征服世界之路》(1812)让英国熟悉了一代枭雄拿破仑,1854年,约瑟夫·梅里的《永远不会成真的历史》(英文名‘History of What Never Happened’)(又让欧洲读者熟悉了印度。查尔斯·雷诺维叶的《
Uchronie》(1876)对欧洲历史进行了彻底改写。路易·奥古斯特·布朗基在《藉星永恒》(1872)为德谟克利特哲学式的多元宇宙赋予了新面貌,随后19世界的原子理论再次对此加以利用,认为真实的平行世界是存在的,在那里,拿破仑打胜了滑铁卢战役。

布朗基终生热衷革命,有着被历代统治者监禁的经历。巴黎公社曾要求释放布朗基并让其出任总统,对此卡尔·马克思说如果他们的愿望达成了,那么公社的命运可能也就被扭转了。但即使对于马克思和他的革命战友弗里德里希·恩格斯来说,布朗基也有些太过左翼,恩格斯就曾指责他是一名无政府主义者。

与恩格斯一样,布朗基也曾涉足科学空想。他广泛吸收当代前沿科学,他赞成当时两大理论的概率路特性:热力学和自然选择。他还重视政治意识形态与科学诠释之间的密切联系。马克思曾说自然选择理论的本质就是对资本主义的诠释,只是没有阶级斗争的色彩,而布朗基早就对这一观点表示过认同。

在乡村,或许你一辈子都不会碰到那个能改变你命运的人;但在城市里却很有可能。

事实上,马克思的哲学博士学位研究的就是德谟克利特的原子论,而他关于历史的个人论断也同样采用了机械论观点:如同苹果从树上落下一样,无产阶级的最终崛起是不可避免的。历史是不断向前迈进的,其前进的道路只能由阶级斗争推动。而在布朗基眼里,原子论背后是一个不同的宇宙,在那里的星球上面,革命可能终将胜利,也可能一败涂地,又或者正在经历寒冬。宇宙中的每个时刻都是永恒的,在每一个可能存在的平行时空,所有时刻都在被不断重复着。那么历史进程就可以说是虚无的——一个现象只在时下具有意义,而在更广阔的多元宇宙中则毫无意义。

布朗基的观点荒诞中带有理智,被19世纪深受教育荼毒的思想视为伪科学:他们深信宇宙热寂和物种灭绝。这一愿景后来还启发了德国的文学批评和哲学家沃尔特·本杰明。

20世纪20年代,本雅明开始致力于研究19世纪的巴黎,即后来的“拱廊街计划”。直到1940年他去世,大量对该计划的引用和评论仍是各种破碎与混乱。其中之一是《论波德莱尔的几个意象》,在该篇论著中本雅明批判兴起的赌博和投机活动,每一次掷骰子都代表着一个新的开始,一个新的世界。他将这种活动比作工厂里的传送带,每个组件都是全新的但却与前一个相同。机床工人花费一整天的时间不停重复着这些机械式操作,却对老虎机不厌其烦,玩的不亦乐乎。这个机械化的世界,就像资本主义本身,表面上给了我们新的希望,但实际上为了让自己永远延续下去,就要不断生产以满足日益增长的需求。

对本雅明来说,19世纪世界观中最重要的新观点是群众——即统计群体。他没有引用热力学或自然选择学说,而是用了两个故事,欧内斯特·特奥多尔·阿玛迪斯·霍夫曼的《表哥的转角窗》(1822年出版)和埃德加·爱伦坡的《人群中的人》(1840年出版)。这两个故事都强调从群体而非个人的视角出发。这一观点为人们的生活带来了希望。在乡村你没法撞上改变你生活的陌生人,在城市或许可以。

研究过程中,本雅明发现波德莱尔尤其迷恋布朗基,或许这就是为什么20世纪30年代末本雅明开始阅读《籍星永恒》,并兴奋地写信给他同时期的哲学家麦克斯·霍克海默谈论此事。本雅明认为,布朗基的理论代表着向一切旧革命反抗力量的悲剧性投降——被重塑为宇宙论的资产阶级存在于这个复制世界中,如同批量生产的消费品,让人感到消极与厌倦。

大约在同一时期,阿根廷的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也读了布朗基的这本书,并和他的朋友也是作家的阿道夫·比奥伊·卡萨雷斯分享了此书。卡萨雷斯受到启发写下了短篇小说“天体情节”(1948)——一个飞行员坠机后发现自己进入了一个平行世界;这一情节主要来源于波德莱尔那本在各平行宇宙间穿梭的书籍。

博尔赫斯在他1936年写下的随笔《永恒历史》中提到了布朗基。对于博尔赫斯来说,布朗基的愿景是天堂——就像他在短篇小说《巴别塔图书馆》(1941)中所描述的那样,一幢建筑中包含了几乎所有可能存在的文本书籍。博尔赫斯在故事中从未想过为了尽可能多地阅读有价值的书籍,穷苦的人儿要穿过几亿光年的距离。对于真正喜欢书的人来说,图书馆和噪杂混乱之地并无二异,只不过是前者拥有高尚的文学深思环境罢了。然而对于本雅明来说,平行宇宙并不是智能室内游戏,而是这个邪恶社会所产生的影像。

在《拱廊街计划》的建议引言中,本雅明将布朗基的平行宇宙比作波德莱尔的诗歌《被抚慰的愚昧》(1857)。诗中描述了一个又一个相似的老人,并将他们想象成同一个人在各种“邪恶阴谋”中衍生出的不同化身而已。本雅明说,这就是现代社会的真实写照。这种人性丧失最终导致了法西斯主义的盛行。本雅明在他最新一篇历史哲学的随笔中说到,为了了解法西斯,我们需要明白在专制政权下,每天都会有让人措手不及的危急事件发生。

鉴于战争是虚构历史最原始的分裂点,或许法西斯主义的威胁恰可以解释20世纪40年代流行起来的平行世界,有时它就像电影《美好人生》(1946)中帮助人们逃离世俗,实现愿望的幻境,或者虚幻地提醒人们这很容易发生。例如,在博尔赫斯的短篇小说《特伦,乌克巴尔,奥尔比斯·特尔提乌斯》(1940)中,虚拟世界导致了现实世界的坍塌毁灭。一年后,博尔赫斯再次以虚拟现实为主题,写下战时谍报小说《小径分岔的花园》。1983年美国物理学家赛斯·罗洛德在剑桥招待会上遇见博尔赫斯时,问他是否意识到这个故事诡异地预言了休·埃弗雷特的多行宇宙概念。博尔赫斯从未听说过多行宇宙,但他并不感到惊讶,物理有时是遵循文学的。毕竟物理学家也是读者(文学历史书籍的读者)。

埃弗里特,费因曼以及其他人的理论都具有高度技术性,但物理学家用大家可以理解的图象和隐喻的普通语言形式对这些理论进行阐释,这种方式已颇有历史。费因曼认为‘光无所不往’,这一想法来源于莱布尼茨的理论,只是不需要上帝帮助罢了。也就是说,当代乐观主义不再认为万物都为上等人而设;而是任何人都有可能在宇宙彩票中获得大奖,无论你是安迪·穆雷也好,还是只是买了一张彩票的人也罢。

在被培训成一名理论物理学家之后,我开始了写小说这一无害职业,而与我同时代的许多人则进入了金融行业。看看他们给我们带来了什么。乐观是很好,但有时科学家也需注意谨慎看待“事实”一词。

分享到: